对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研究

[摘要] 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的兴起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但是这种电视节目类型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占领了我们的电视银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电视文化奇观。电视谈话节目虽然在我国发展较快,但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当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仍处于不成熟阶段。文章分析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现状及其在我国兴起及火爆的原因。为了能对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有一个较为整体、全面的认识,文章对我国成功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等节目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现阶段电视谈话节目的不足作出剖析,以促进电视谈话节目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 我国电视节目 谈话节目优势 谈话节目缺陷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概念
  “谈话节目”(talk show)英文原指美国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一起谈论各种社会,政治,情感,人生话题,一般不事先备稿,脱口而出,因而被港台的翻译家们形象地译作“脱口秀”。
 
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现状及火爆原因分析
  (一)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现状分析
  近年来,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中国悄然兴起。这种在西方被称作“脱口秀”的节目以一种崭新的传播理念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以《实话实说》为例,从创办至今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00万观众的名牌栏目。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据统计,国内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已达180个左右,基本上每一个省级电视台都有自己的谈话节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对话》、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鲁豫有约》、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湖南卫视的《新青年》等,这些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节目定位,较为成熟的节目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二)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火爆原因分析
  为什么这类"脱口秀"节目会风靡全国?它的盛行会对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与以往的纸质媒介相比,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媒介视更为平民化的,它们对受众的素质要求很低。这种受众定位就确定了它们所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当代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在以图象为主要传播介质的电视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就现代传媒的理念来看,电视的生命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于他们生活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人们在不断地寻求表达对人的关注的最好方式时,“脱口秀”就应运而生了,普通大众终于在媒体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网络出现以前,所有的传播模式都是单向的。“脱口秀”的出现是对大众传播学中的“枪弹论”的突破,它开创了双向交流的模式。从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毫无例外,中国和西方的脱口秀都是从与人们密切相关的事出发,通过小事,来达到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
  当代媒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观众和电视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平等关系使得大众对其产生了虚拟的信任感:他们可以把自己关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从来不和自己多年的左邻右舍说一句话;他们可以害怕街上的陌生人,怕他们是潜在的罪犯: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信任感。 然而这些越来越孤独的人们却要在广播电视中感受真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播和电视中谈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他们象城镇厅后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集合在一起。”只不过与以往社区集会议论公众事务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对从悲剧和丑闻到人际关系故障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脱口秀”这种节目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在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的越来越小, 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一个“公共论坛”,脱口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人们希望它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难以沟通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样行事。《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在谈到创办《实话实说》这个节目的动机时也同样认为“因为社会变化给人带来的困惑需要交流,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对未来,人们似乎永远处于选择之中,渴望答案┅┅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
  由此可看出,谈话节目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论坛”。从世界范围来看,“脱口秀”是一种符合当代电视节目发展趋向的节目样式。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当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和电子媒介平民化的特质使得这类节目的产生有了客观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大众不满足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越来越小的公共空间而强烈渴望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愿望又为它提供了主观上的某种必然性。中外“脱口秀”的兴起究其根本都离不开这两点原因。但又因为中西具体社会语境的不同,中国 “脱口秀”的发展轨迹必然会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风貌。
 
三、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成功案例解析
  《实话实说》是中国谈话节目的一面旗帜,它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立了中国谈话节目的典型模式,以至于后来的节目很难达到它的高度。所以,用《实话实说》作为个案来研究中国的谈话节目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的发展历程可以全面地折射出“脱口秀”这种在西方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节目形式是如何被中国本土化并且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实话实说》1996年3月16日开播,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是一个空白,它在一开始的确是借鉴了国外脱口秀的经验。因为在美国这种节目形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形式和风格已经相当成熟了。《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双料制片人时间就曾撰文说:“不错,我们的确是学习了国外TALKSHOW这种谈话节目,但如同其他的事物照搬总行不通,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由此可见谈话节目在一开始引进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被本土化了。与美国脱口秀为了争取收视率而强调节目的娱乐性和“做秀”性不同,中国几乎所有的谈话节目都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运作的。它们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有人将之称作娱乐性新闻节目。因此中国式的"脱口秀"更强调节目的谈话性质即人与人之间要求沟通的本能。《实话实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场所,它由此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谈话系统通过让人们在其间自由讨论某些问题而引起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在实践中它的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基本上它的每一期节目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思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话实说》的成功代表了处于90年代社会转型期中国大众的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大潮的节节进逼,人们的价值追求从政治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功利主义,反映在审美取向上则是从追求崇高转向崇尚世俗,强调个人的价值,包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观众一方面不再满足媒体整日正襟危坐的形象,他们开始有了对娱乐、幽默、轻松节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希望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于其中,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媒对自身功能的定位也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随着社会舆论环境的宽松,传媒工作者不甘于政策传声筒角色,他们寻求一种能更好地表达自我方式。可以说,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媒的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并以这种关注中为中国当时趋于呆板的电视节目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93年的《东方时空》是这场传播理念革命的产物,它孕育了90年代中后期电视节目主要的价值取向和节目样式。比如它的子栏目《生活空间》以纪实电视的理念用记录片的形式原滋原味的反映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成为中国传媒平民化转向中的一种典范。《东方之子》采用访谈形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时间等人,坚定了他们创办一个真正的谈话节目的决心,这直接刺激了《实话实说》的产生。关于这一点,时间在《实话实说》节目文集的序言中写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作为我这一代电视人所该做的事-那就是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也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我们1993年初创办〈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这一人物专栏时,选择的就是谈话节目的形式。我们用真诚和思考与人对话,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留给今人和后人。然而这种缺乏层次,视点简单,起浮不大的谈话氛围让我们不得不去进一不拓展空间,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和响应,于是就有了《实话实说》”在这种创意的指导下,一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参与策划,共同打造出了这个金牌栏目。
  《实话实说》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讲真话的要求。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用别人的口吻、别人的声音或者规定的口吻、规定的声音说话,人们在广播电视中听到也都不是用于日常表达的真实亲切的对白。对于这一点崔永元有清楚的认识,他认为我们之所以长时间听不到真实亲切的对白,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判断有关,我们误把媒介中出现的辩论、演讲、训话,甚至朗诵都当成人们的日常表达了,其实那不是,那都该算应激状态。 “谈话本来是我们都在进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动,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崔永元心目中所谓的谈话一定是要内心充满交流欲望的。《实话实说》所要努力寻找的就是一种让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真正完成心灵沟通的交谈方式。它力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的谈话氛围,让普通老百姓在镜头前畅所欲言。通过《实话实说》人们惊诧的看到原来人们在电视上也可以象平常一样说话:“在《实话实说》的现场,不少电视人都感到了意外:怎么没有排练,没有台词,没有一次次的重排,象其它电视节目的制作那样?怎么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在摄像机前能说得那么好,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吗?当《实话实说》将日常生活中那么生动活泼的谈话搬上屏幕时,许多电视观众也感到了吃惊:怎么,原来在电视上也可以象平时那样说话?”《实话实说》的魅力就是话语的魅力,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真实话语的倾诉。
  《实话实说》作为谈话节目,它整体的风格就是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探讨普通人要共同面临的人生问题。而这种氛围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脱口秀”主持人的素质。主持人是谈话节目的灵魂。从世界范围来看,谈话节目对主持人有很大的依赖性。在美国,电视网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不但是节目的主心骨,而且对观众有强的吸引力,一些成功的谈话的主持人例如拉瑞金,温弗莉等都成为传播界的大明星。制片人时间对于谈话节目的主持人的素质要求是,既要幽默机智,又不能出格;既要自然真诚,又能深入浅出和善于引导。崔永元与以往的电视主持人相比,少了几分光鲜,多了几分睿智和幽默。他的优势就在于他那貌不惊人和我们身边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形象,因为这首先会让观众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感。他力图寻找一种人和人之间真诚沟通的交谈方式,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摆在普通人的位置理解他们,真诚地于观众分享自己积累人生经验,他和观众之间培养了一种朋友般的亲切感。观众对崔永元的认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某种审美取向--人们渴望得到的是内在真实而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华丽。另一方面,崔永元天生的幽默感成为《实话实说》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看《实话实说》就是为了看他机智幽默妙语连珠的语言表演。他的幽默不是相声的幽默,而是智者的幽默,比如“孝顺,孝顺,你顺着他,就叫做孝了。”(《父母眼中的孝子》1996年8月25日)、“心宽了未必要体胖,体胖了一定要心宽”(《该不该减肥》1996年6月23日)等等,往往既能逗人开怀,又让人回味悠长。所以很多业内人士都把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看作标准的中国式的脱口秀。
 
四、电视谈话节目的三个不足
  (一)话题不够宽泛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我国目前比较普遍的访谈类节目可以分为四大类 :新闻时政类,比如白岩松、水均益主持的《新闻会客厅》和《高端访问》;情感类,比如《艺术人生》;社会生活类,代表就是《实话实说》;还有则是专业性较强的如《大家》这样的访谈节目。就这四类访谈节目各自的收视现状,袁方博士指出:“从整体来看,访谈类节目的收视率都不算很高,一般收视率都在一个点左右”。而且,一方面话题选择不如其他地区宽泛,另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主流价值导向。
  在西方,“天赋人权”、“言论自由”等观念深入人心,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只要能给电视台带来利润。曾有学者对近年美国具代表性的Kunahue Show、Oprah Show、Gabrielle Show三类节目做过统计,按话题所占比例高低分为7类,分别为:婚姻关系(包括婚外恋、夫妻性生活等非常隐私的话题)、社会问题(多涉及社会伦理,如中学生性行为,少年母亲等)、个人生活观(如以妓女为业且以此为荣的人等)、医疗保健(着重身心健康)、休闲娱乐(如介绍影视明星、选美等)、奇闻轶事(如通灵的人等)、其他(包括生活指南、司法治安等)。
  相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注重和谐的社会,不像外国能够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并且我们由于舆论的教育监督作用也不允许这么做。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强调参与性的新型电视传播形态,仍然承担着传播主流文化、教育社会民众的责任和功能。
  但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今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不例外。它不再像以往电视节目样板式的宣传,不但关注生存状态和事件流程中的人,而且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不仅让人看到了人,而且让人看清了人,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关怀。
  (二)主持人缺乏个性
  主持人的个性决定了节目的个性,主持人的知名度决定了节目的知名度。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太重视品牌经营。我们的主持人和港台以及国外的相比,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我国谈话节目主持人个性不够鲜明,风格单一。
  美国CBS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主持的《人们正在谈话》和《奥普拉节目》大受欢迎,她的绝活就是“满怀兴趣和同情地倾听”。
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凤凰卫视更是大打名主持人牌。其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有报天天读》的主持人杨锦麟了。自从凤凰卫视的读报节目《有报天天读》火了以后,我国许多电视台纷纷效仿,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开办了《媒体广场》。但是没有一个节目像《有报天天读》这么成功。因为节目样式可以模仿,但是却找不到第二个“杨锦麟”了,这就是优秀主持人的魅力所在。反观我们的主持人就很少有人做到这么个性鲜明,大部分都是温和平稳。
  2. 我国对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重要性以及包装还认识不足,品牌意识不强。
  这一方面,不要说外国的节目,香港凤凰卫视也已经远远把我们甩在了后面。风格各异、光彩夺目的明星主持人是凤凰卫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誉为凤凰卫视的“驰名商标”。凤凰卫视出台了许多措施为主持人量身打造节目,例如陈鲁豫的《鲁豫有约》、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等等,就是一个个很好的例子。
  反观我们的谈话节目,大多重视谈话栏目的推出,重视主持人的外貌,却往往忽视栏目主持人的知识修养和社会阅历,忽视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所产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我国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还担负着保证话题的谈论不偏离主流意识的任务。
  国外的主持人给人的印象是“不偏不倚”,但是我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则肩负着“把我们的导向意识或作为媒介倾向的观点高明地体现在节目里”的任务。这主要是由我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三)嘉宾和现场观众表现拘谨
  1.现场观众是节目的主体,对他们的选择是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策划中,嘉宾选择往往强调权威性,谈话嘉宾多为名人,或者相关话题的专家。
  《艺术人生》的制片人王峥说,听明星讲述的欲望往往大于一个普通人。但是凤凰卫视2000年开办的《冷暖人生》,就选择了那些徘徊在社会边缘的人,讲述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故事,比如一个乞丐的一生,一个同性恋者的爱情等。而如今,我国许多电视台也纷纷上马此类节目。
  当然,我国这类节目在嘉宾这一点的选择上体现了当前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探索,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
  2.我国谈话节目中,嘉宾和观众在现场的举止多拘谨,气氛不够热烈。
  我国的谈话嘉宾常常是正襟危坐、温文尔雅。但美国的,包括中国香港的许多节目,嘉宾往往是争得面红耳赤,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
 
  展望谈话类节目的前景,我们的确有更多的潜力可待开发,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谈话类节目在话题设置的广度、交流探讨的深度以及状态过程展示的现场真实程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限制了我们谈话类节目的发展。有学者引进了近年来在媒介研究领域及文化研究领域颇为风行的叙事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来研究电视谈话节目,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既要发挥电视谈话节目叙事的优势,使话题的推进更富有情节性和故事性,又要发挥声像符号的优势,深化电视谈话节目的思想内涵,这不失为一条出路。当然,要构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良性发展格局,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注①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P196-198
注② 《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的威力和影响》(美)吉妮·格拉汉姆·司科特 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P1
注③④⑤⑥ 《实话实说》 华龄出版社 1997年3月第一版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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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编辑整理完稿于200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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